那时候，中央红军刚刚从瑞金出发，浩浩荡荡8万6千人，那阵仗看着是挺吓人，可实际上呢？博古和那个洋顾问李德，恨不得把整个苏维埃家底都搬走，什么印钞机、X光机，甚至连沉重的铸造设备都让战士们扛着。

　　这就导致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慢。太慢了。红军的队伍在湘桂边界蜿蜒几十公里，像一条臃肿的长蛇，这就给蒋介石留足了包饺子的时间。当国民党的飞机在头顶上狂轰滥炸，几十万大军像铁桶一样围上来的时候，红军战士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挡子弹。这一仗，打得太惨了。那个数字，我现在提起来都觉得心口疼。渡过湘江之后，清点人数，大家的心都凉了半截。8万6千人，只剩下了3万多人。短短几天时间，5万多名兄弟，就这么没了。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身边每三个战友，就有两个永远倒在了那条冰冷的江水里。当地老百姓甚至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得多大的怨气，多大的惨烈，才能让老百姓说出这种话？那时候，整个部队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大家虽然嘴上不敢说，但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再这么跟着博古和李德瞎指挥，别说去湘西会合了，咱们这3万人，估计连明年的春节都过不去。战士们在流血，指挥官们在骂娘，而作为最高指挥层的博古和李德呢？

　　还在那看着地图，在那研究什么正规战，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说白了，就是死鸭子嘴硬。这时候，队伍里有个人，心里比谁都急，比谁都痛。他就是张闻天，当时大家都叫他洛甫。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里排位很高，按理说，他是“留苏派”，跟博古他们应该是一伙的。但是，张闻天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他不瞎，而且他讲理。看着满地的尸体，看着战士们绝望的眼神，他坐不住了。他知道，如果再不换个活法，这支队伍就真的要完蛋了。

　　那时候，张闻天的身体其实并不好。长征路难走啊，他又是个文人出身，身体吃不消，只能坐担架。巧的是，当时的毛泽东和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也都是担架上的常客。这三个伤病员，因为行军速度差不多，经常就凑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天意。如果大家都骑马，可能跑得快慢不一，还真凑不到一块儿去。偏偏是这三副担架，在风雨飘摇的长征路上，晃晃悠悠地连成了一条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人行”。那会儿的天气也怪，老是下雨，道路泥泞不堪。张闻天就在这晃悠的担架上，看着前面艰难跋涉的队伍，心里那个火啊，是一拱一拱的。他忍不住了，跟旁边的王稼祥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他告诉王稼祥，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了，那个李德只会纸上谈兵，再这么搞下去，咱们都得玩完。他觉得，还是毛泽东同志有办法，打仗这事儿，还得看老毛的。王稼祥一听，哎呦，这不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吗？要知道，王稼祥当时可是军委副主席，他也早就看李德那一套不顺眼了。两人这一合计，觉得这事儿有门。王稼祥赶紧把这话传给了毛泽东。那时候的毛泽东，日子可不好过。自从宁都会议之后，他就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说是让他专心搞政府工作，其实就是靠边站了。这一路上，毛泽东看着红军惨败，心里那是既着急又无奈。现在一听张闻天这个“留苏派”的大佬都松口了，毛泽东心里就有底了。这一来二去，三个人在担架上的交流就越来越频。特别是在贵州黄平的一片橘子林里，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谈话。那天，部队在橘林里休息。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个人把头凑在一起，周围是金黄的橘子，可他们的脸色却无比凝重。张闻天直接摊牌了，他说不能再让李德指挥了，必须得换人。这一刻，其实就是遵义会议的前奏。这哪是简单的聊天啊，这是在给红军找活路，是在给中国革命找活路。你想想，如果当时张闻天为了维护自己的“小圈子”，为了维护“留苏派”的面子，死保博古，那后果简直不敢想。可能红军在贵州就被国民党给吃掉了，那后面的历史，可能真就没有咱们什么事儿了。所以说，这担架上的“悄悄话”，分量重得吓人。

　　1935年1月，红军打下了贵州遵义。这座黔北重镇，成了红军的喘息之地。就在这里，一栋两层的小楼里，召开了一场关乎生死的会议——遵义会议。会议室不大，也就27平方米左右。屋里挤进了20个人，大家坐的是那种木架藤条的折叠椅，中间放着个长桌子，底下生着炭火盆。屋里暖和，但气氛却冷得掉冰渣。博古作为一把手，首先做了主报告。他在那讲了半天，说白了就一个意思：我们失败，是因为敌人太强大了，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是因为我们的武器太落后了。总之，客观原因一大堆，主观错误那是轻描淡写。大家听着都憋屈，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周恩来接着做了副报告，他倒是挺诚恳，主动承担了责任，说自己作为军事负责人之一，没把仗打好。这时候，全场的目光都看向了张闻天。大家都知道，张闻天手里捏着一个“反报告”。这个报告，是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在担架上商量出来的，是专门针对博古的错误进行批判的。张闻天站了起来，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提纲。他平时给人感觉挺温和的一个人，是个白面书生，但那天，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他根本不买博古的账。他直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本不是什么敌人太强，纯粹就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就是那个李德，搞什么“单纯防御”，搞什么“短促突击”，跟敌人拼消耗，这不是拿乞丐跟龙王比宝吗？张闻天把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战术，批得体无完肤。这一字一句，把博古和李德的遮羞布扯得干干净净。全场都震住了。因为张闻天身份特殊啊，他是“留苏派”的大佬，连他都反水了，那说明博古这套是真的玩完了。李德坐在门口，虽然听不懂中文，但有个翻译在旁边给他翻。他听着听着，脸都绿了，在那不停地抽烟，把屋里弄得乌烟瘴气。紧接着，毛泽东站起来做了长篇发言。那是压抑了许久的爆发。毛泽东把怎么打仗、怎么运动战、怎么避实击虚，讲得头头是道。大家听得如痴如醉，这才是红军熟悉的打法啊！最后，王稼祥挣扎着从藤椅上坐起来，虽然伤口还在疼，但他补了最关键的一刀。他明确表示，同意洛甫（张闻天）和泽东同志的意见，李德同志不适合再指挥了，建议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就这样，这三个担架上的病号，联手把红军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这场会议开了三天，最终做出了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天，终于亮了。

　　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也就是总书记，还是个问题。博古下台了，谁来接？大家的目光又集中到了张闻天身上。论资历，论理论水平，论在党内的地位，张闻天接这个班，那是顺理成章。于是，张闻天成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这时候，最见人品、最见格局的一幕来了。张闻天当了一把手，换成别人，可能就开始抓权了，开始新官上任三把火了。但张闻天没有。他心里门儿清：搞党务、搞理论，我张闻天在行；但是带兵打仗，在这个乱世里求生存，还得是毛泽东。他没有一点贪恋权力的意思。在随后的苟坝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中，张闻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哪三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发现没？这里面没有他自己。作为党的一把手，他把自己排除在最高的军事指挥核心之外。这就相当于，古代的皇帝，把调动兵马的虎符，痛痛快快地交给了大将军。他对毛泽东那是真的信任。后来长征路上，只要涉及到打仗的事，涉及到行军路线的事，张闻天就一句话：“听老毛的。”这就是格局。在这个世界上，争权夺利的人多了去了，为了一个科长、处长的位置都能打破头。但在生死关头，能主动让贤，能把自己的一把手权力让渡出去的，那是真英雄。正是因为有了张闻天的全力支持，毛泽东才能在四渡赤水中大显身手。你想想，四渡赤水那是多险的棋啊？一会东，一会西，把队伍拉来拉去，很多指战员都不理解，林彪甚至都写信要毛泽东下台。这时候，如果张闻天不支持毛泽东，如果张闻天在背后还要指手画脚，那毛泽东的指挥就不可能那么顺畅。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扶上马、送一程”，毛泽东的复出之路绝不会那么顺当，红军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走出困境。这种信任，不是挂在嘴边的，是拿命在赌，赌毛泽东能把大家带出去。事实证明，他赌对了。

　　在战场上，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生活里，他们那是真兄弟。那时候，张闻天还是单身。他也是个书呆子性格，整天就知道忙工作，写文章，开会。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觉得，这洛甫同志也老大不小了，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怎么行？那时候，中央机关有个叫刘英的女同志，是少共中央局的宣传部长。这姑娘性格泼辣，做事干练，长得也精神。由于工作的关系，刘英经常要找张闻天汇报工作。毛泽东那是多敏锐的人啊，那双眼睛毒着呢。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两人之间，有点意思。但是这层窗户纸，没人去捅破。张闻天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刘英呢，也没往那方面想太多。有一次，刘英又来找张闻天。毛泽东正好在旁边，他直接拿刘英开涮了。他笑眯眯地对刘英说，你这哪里是来汇报工作，分明是来看洛甫的嘛！这一句话，把刘英说得大红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张闻天在旁边也是一脸尴尬，但也只是嘿嘿傻笑。毛泽东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开始两头撮合。他甚至还写打油诗来“闹”他们，搞得两人心里都痒痒的。长征到了陕北，这一对有情人，终于在瓦窑堡修成了正果。那个年代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婚纱，没有戒指，就是几孔窑洞，几盘瓜子花生。但毛泽东高兴坏了。他还没进窑洞，就在外面大喊大叫，说你们得请客！这喜酒我必须喝！虽然当时条件艰苦，没什么好酒好菜，但这顿饭，大家吃得比什么都香。这种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友谊，那是一辈子的事。张闻天和刘英结婚后，感情一直很好。不管后来张闻天的境遇如何变化，刘英始终不离不弃，陪他走过了风风雨雨。这也是毛泽东做的一件大好事，成全了一段革命佳线年的无锡，一个沉默的句号

　　整个中国都笼罩在一片悲伤和迷茫之中。而就在这一年的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在江苏无锡的一间旧居里，张闻天悄然离世。那时候，他已经被流放很久了。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他在庐山会议后就离开了核心领导层，后来更是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那时候的他，身体已经垮了。心脏病、高血压，折磨着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人。他在医院登记的名字，叫“张普”。这是他自己起的，意思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谁能把这个名字，和当年那个在遵义会议上叱咤风云的总书记联系起来？谁能想到，这个躺在病床上，连呼吸都困难的老人，曾经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他临走前，身边只有妻子刘英守着。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记者的闪光灯。只有窗外无锡的知了，在声嘶力竭地叫着。他留下的最后遗嘱，让人看了想哭。他说，把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全部交给党，作为最后的党费。一分钱都没留给孩子。甚至在弥留之际，他还在担心，问刘英，我是不是能算个合格的党员？这种纯粹，这种对信仰的执着，真的让人看着心疼。他这一辈子，大起大落，从权力的顶峰到无人问津的角落，但他心里的那团火，从来没灭过。07迟到了三年的花圈

　　张闻天走的时候，冷冷清清。但历史并没有忘记他。1979年8月，北京。人民大会堂。

　　大家这才想起来：哦，原来当年是他在橘子林里跟毛泽东结盟，定下了扭转乾坤的计策。原来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拿着“反报告”，给了博古致命一击，挽救了红军。原来是他，在当了总书记之后，主动把军权让给了毛泽东，成就了一代伟人。历史有时候很残酷，它会让英雄蒙尘，会让真相被掩盖。但历史最终是公正的，它绝不会让英雄永远无名。张闻天这一辈子，真的做到了他常说的那句话：“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当年他觉得真理在毛泽东手里，他就跟毛泽东走，哪怕要得罪自己的老同学博古，哪怕要放弃手中的权力。后来他觉得真理在别处，他也坚持自己的看法，哪怕为此要受尽委屈，要被流放千里。这，才叫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们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不得不感叹。如果当年没有张闻天的挺身而出，没有他的大度让贤，中国的历史，可能真的要换一种写法了。那个在无锡默默离去的老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给他献上一束花。03“老张啊，你当年把权交出去，后悔过吗？”如果现在有人能问他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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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上，有人争权夺利一辈子，最后落个骂名；有人两手空空走一遭，却把名字刻在了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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