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时期以1941年皖南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边区等货币和法币挂钩；后期因合作破裂，边区等革命政权货币体系逐渐独立自主。这一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货币较快发展的时期，革命货币无论是在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在流通范围方面都有新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革命货币发行机构共有一百九十八个，发行货币二百五十二种。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签订和谈协定后西北办事处于1937年9月6日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苏维埃货币停止发行流通。

　　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省北部、甘肃省东部、宁夏省东南部地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其所辖面积约十三万平方公里，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扩大，管理的区县由二十六个逐渐增加到三十二个，辖区人口从一百五十万增加到二百万。随着抗战的推进，日伪封锁加剧，国共摩擦不断，边区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农民十分贫困，边区政府生存环境恶化，财政问题凸显。毛泽东曾指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1]

　　近代以来的列强入侵和国内革命促使中国近代金融业发端演进。民国初年始新式金融业在东部地区发展迅速，受制于交通不便和观念、经济落后等因素，陕甘宁边区所属区域中以典当铺、钱庄为代表的旧式金融机构在商业活动中仍占据主要地位，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旧式金融机构主要的金融活动仍是抵押贷款，这是封建社会贫困农民维持生计的无奈之举，导致农民不但不能解决生计问题，反而使仅有的土地丧失。除此之外，由封建军阀主导设立的新式银行实质上是其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长期以来，被以董事长为名义的井岳秀所把持，致该行管理混乱，银行资金大量亏空，严重丧失社会信誉，至抗日战争时期，被陕西省银行所接管”[2]。

　　总体而言，陕甘宁地区的金融水平相对落后，金融理念和运作还未冲破旧式金融格局。这种情况严重制约当地金融市场的活跃和经济贸易的繁荣，落后的经济状况又同样制约当地金融近代化的步伐。因而由中国共产党创立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式金融对这一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

　　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年西北分行迁入延安后开始转变货币政策。为便利根据地与国统区的市场流通并巩固统一战线，政府采取过渡性的货币发行和管理政策，仍以苏币为法定货币，但允许法币在特殊条件下有限使用，“苏维埃机关或部队，进驻到友军区域，为保证商业自由及尊重当地市场习惯，在苏票未能在当地流通之前，一般的需使用友区的白票、现洋，但在苏维埃部队中仍以苏票为法定货币”[3]。后为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北分行决定在根据地内流通国民政府的法币并回收苏币。1937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正式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民任行长。1935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中国工农红军迁至陕北瓦窑堡，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该银行与陕北的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由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银行，下设绥德分行、关中分行、三边分行、陇东分行等分支机构，运营资本十万元。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又拨款一百二十万元作为运营资本。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应在吞吐自己的发行上（调剂金融），使自己成为金融的中心，使金融成为经济的命脉，以滋养经济的手段，达到充裕财政，巩固金融的目的”[4]。银行“主要业务为吸收机关部分存款，经营光华商店，以期达到积累资金，借以自壮的目的。当时因资本的限制（承继苏维埃银行的结差款数万元，后来才凑足十万元），无法经营投资业务，真正担任经营枢纽的任务…只因资力太小，无法发展业务，而主要工作，仍为商店经营”[5]。货币发行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边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重要支柱。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货币发行先后经历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个阶段。

　　边区银行设立时并未对外公开。1938年4月，边区银行接收了陕甘宁合作社并将其与边区银行所属的光华书店合并，成立了延安光华商店作为银行直属商业机构来负责边区内外贸易业务。光华商店下设定边、盐池、曲子、庆阳、绥德、甘泉、张家畔分店，还有一个过载栈、四个农产品贩卖处、两个运输队、两个货栈，有的分店后来转型为边区银行分行，如绥德分行、陇东分行。

　　由于当时边区市场主要的流通货币是国民政府的法币，法币为边区的本位币。法币多为主币，辅币则十分短缺，“买卖货物用邮票找零，人民甚感不便”[6]。为了保证边区军民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促进商业的发展，本着既独立自主又维护统一的原则，1938年6月边区政府以“延安光华商店”[7]的名义发行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币流通于市场以方便交易。光华券面额有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五种，可随时兑换法币，后边区银行又增发了柒角伍分券。

　　光华代价券是法币的辅币，其价值和法币的价值完全等同，其地位和法币在边区的地位一样。光华代价券以光华商店资本作为保证，因而持券者可以到光华商店换回等额法币。因信誉良好，商人自动使用，其流通范围甚至一度扩展到国统区，如在国统区旬邑县职田镇就有光华券流通，光华代价券不但未按照孔祥熙的要求“监同销毁”，反而发行数量逐年逐月增多。1938年7至12月发行额为9.9万元，1939年1至6月增至18.3万元，7至12月发行3.5万元，1940年1至6月增至23.1万元，7至10月增至47.3万元，11月增至81.5万元，12月增至127.4万元，1941年1月发行三十万元，2月发行93.7万元，累计发行额约为四百三十万七千二百一十五元。

　　自1938年开始，边区银行业务和规模开始扩大，在各地设立了办事处或分行。西安办事处于1938年秋成立，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会计科代理，主要办理西安到延安之间的汇兑业务。三边分行于1939年春成立办事处，当年冬天改为分行，主要办理汇兑。三边是盐、药材、皮革出产地，和周边贸易关系多，故银行也办理商业上的业务。绥德分行于1940年春建立，当时是以光华商店名义出现的，1941年1月正式改为分行，主要办理汇兑，并在山西碛口采办边区需要的货物。陇东分行于1940年8月成立，分行所在地是三边食盐出口的最大通道，又是陇东的商业中心，因此，分行的主要业务是开展大盐店工作，经营商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以通货膨胀的法币抢购边区物资，“国内外同胞捐款不许汇入，公私款项均不能带入，边区所出产食盐等土产亦不许交换友区货物，故在市场流通的法币有出无入”[8]。边区的金融市场遭到严重打击。因此法币在边区的本位币地位废止，边区银行开始公开活动。

　　边区银行被定位为国家银行的性质，“它不是私营银行，是政府银行，它应服从政府的财经政策，应以边区金融为出发点”[9]。

　　边区银行的基本任务是“发展边币，巩固边币”[10]。1942年10月26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规定银行的基本任务是：“（一）维护法币，巩固边钞与敌、伪作货币斗争。（二）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以支持抗日战争。（三）稳定社会金融，平抑战时物价。”[11]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公私营经济和国民经济；支持财政预算；调剂货币和金融。边币发行的目标是在1941年“稳定边币，实现边区政府‘稳定金融，稳定物价，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12]；1942年“发展边币，巩固边币”[13]；1943年“发展国有及国民经济，支持财政预算，发行并调剂货币”[14]。为此边区银行主要开展了六项业务：吸收存款，开展汇兑，代理金库，管理外汇和金银，建立信用合作社，贷款业务。

　　边区银行由边区政府赋予下列特权：（一）发行边钞；（二）代理金库；（三）经理公债；（四）管理边区内外汇兑；（五）买卖生金银硬币及外币。

　　边区银行业务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一）经手各种存款及储蓄。（二）办理各种贷款：甲、农贷，如耕牛、农具、植棉、青苗等贷款；乙、合作事业，尤其是生产合作；丙、公私工业，如长期投资放款，短期借款；丁、公私商业，如小本商人贷款，出入口抵押放款。（三）办理边区及其他有通汇条约的各种汇款。（四）办理短期汇票等的买卖贴现。（五）办理票据交换及划汇。”[15]

　　边区还设立银行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由政府指派五人组成，任期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规定银行委员会的职责是：“（一）业务方针并监督（二）发行数量及检查；（三）准备数量及检查；（四）审定预决算及各种报告表；（五）资本之增减；（六）分支行之废立；（七）处以上行员之进退；（八）五十万元以上之放款及投资；（九）规定各种存、放款利率；（十）纯利之处置及分配；（十一）重要业务事务之监督。”[16]

　　条例中关于银行货币发行基金，规定：“（一）总的准备金为百分之百；（二）其中百分之四十为生金银、硬币、法币及银行经过物资局及光华商店所储存之商品；（三）百分之六十为保证准备，如生产事业投资及放款合同，各种有抵押之借据。”[17]

　　为了摆脱经济极端困难的境地，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28日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18]的决议，于1月底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规定：一、从本布告之日起，边区境内停止法币行使。二、凡藏有法币的，必须至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行使。三、禁止私带法币出境。

　　并于2月18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政府为巩固边区金融，便利资金流通，保障法币不外流资敌，兹决定发行边区银行一元、五元、十元钞票三种，自布告之日起流通行使。”[19]

　　22日，又发布《废止法币实行边币的训令》，指出：“第一，发行边钞是为了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逐渐换回光华金融代价券，使边钞成为惟一的边区通货本位。第二，边钞发行是有限的，它以盐税、货物税做保证，一侯边区经济回复，边钞就将从法币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回到能兑换现金的地位。第三，发行边钞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第四，因为法币停止流通后，法币在边区的市场就腾出来了，而光华券没有一元以上的，故须发行边钞，以资周转。第五，因为要发行公债，使人民能够认购公债，所以要发行边钞。”[20]

　　布告和训令发布后，法币由原来合法的本位币变为“外汇”，边区银行币成为边区合法的流通币。1941年3月18日，边币正式投放市场，至1944年7月退出市场，这期间发行的币种有壹角、贰角、伍圆、拾圆、伍拾圆、壹佰圆、贰佰圆、伍佰圆、壹仟圆、伍仟圆十种，另有本票伍佰圆、壹万圆、伍万圆三种。

　　“政府为巩固边区金融，便利资金流通，保障法币不外流资敌，兹决定发行边区银行壹圆、伍圆、拾圆面额钞票三种，自布告之日起流通行使。”[21]2月22日，边区政府在关于发行边币的训令中指出“发行边钞是为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逐渐收回光华代价券，使边币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单位”[22]。

　　1941年2月至1941年6月，为缓解边区的财政困难，边币采取扩张发行的政策，共发行11052110元，平均每月发行递增率达到了31.9%。边币发行后，边、法币斗争激化，国民政府以各种形式用法币渗入边区，边、法币的比价由原来的1：1下跌为2：1甚至9：1。面对这一情况，边区银行成立货币交换所公开挂牌开展边法币兑换，制定了法币管理办法，禁止法币流通，打击黑市买卖活动。为使边币迅速占领市场，尽快成为边区唯一的本位币，边区政府要求各地必须用政府法令保证边区内边币的完全使用，禁止使用法币及其他货币。政府于1941年12月18日颁布《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凡在境内买卖，不以边币作价交换者，以破坏金融论罪。”[23]除此之外，边区政府开展广泛宣传讲解，让广大群众充分了解边币发行的目的、意义，以提高其在群众心中的地位。

　　边币发行之后，首先把发放农贷、促进农业生产作为主要任务。1941年农业生产投资为五百万元，超过前几年对农业投资的总和。这一年边区新开荒地六十万亩，增产粮食四十万石。1942年农贷投放八百万元，1945年达到5.99亿元。仅1945年前七个月，边区银行就给五百九十一个生产合作社放款五亿五千四百七十二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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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各公营自给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合作社等的贷款投资1941年为四百八十万元，1942年增至七千万元，增加十四倍以上，1943年比1942年投资增加了九倍，1944年占到总放款的40%以上。

　　边币30%至50%的贷款总额投放在贸易周转金上，推动商贸发展作用显著。从1941年至1945年，边区银行对商业贸易的投资分别为一千零三十三万元、三千二百八十九万元、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元、六亿二千六百八十万元、八亿三千八百一十万元。在边币的支持下，边区商业贸易逐渐活跃，先后建立起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南昌公司、永昌公司等，各地集市贸易也相继建立，城镇商业活跃。

　　1941年边区赤字超过五百万元，因边区银行的大力支持，至1942年即实现盈余一千多万元。到1944年，边区政府64%的财政开支能够实现自给，在此期间边区银行的金融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银行开办初期仅有资本十万元，到1941年时资本已增加到四百万元，业务也涵盖了存款、贷款、汇兑等方面，到1945年各项贷款达到了二十一亿一千五百七十六万元，其中农业贷款比1942年增长了六十八倍，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经济建设。

　　禁用法币是边币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和保障，是边区货币管理的首要措施，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重要货币政策。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在发行边币前即发出关于停止使用法币的布告，又于2月15日发出通知要求各机关、各公营商店带头严格执行法币禁用的政府法令。为了保证边区内部边币的完全行使，边区政府于10月29日发出训令要求必须严格执行政府法令，同时为了禁止法币有法可依和便于操作，又于12月18日制定了《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24]。法币禁用的政策法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边区市场的流通。

　　法币在边区被列入外汇范围，针对法币的出入境边区银行实施了严格管制，携带法币出境者要申领法币出境许可证，对法币出境的审批标准和手续流程作了详细规定并有奖惩原则，经核准后方可向银行兑换法币，私自运送法币出境者，一经查获即没收赃款平分奖励举报者和充公，依法严惩徇私舞弊或贪赃枉法的公务人员。

　　至1943年下半年，边币的累计增发额为13.8亿元，边币迅速占领市场成为本位币，1942年7月底后，边币汇率空前提高导致法币汇率大幅下跌。

　　1943年边区政府开展反“摩擦”动员，部队的后勤补给需求增大，随着时局的变化边区财政支出压力增大。与此同时，随着封锁加强，对外贸易困境迭出，边区物价猛涨五六倍。1944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执行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大吞小吐”发行方针，大幅降低边币发行速度，物价回落，边币汇率回升。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整理金融、发展生产，1943年12月边区政府决定停发边币。1944年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作出《关于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决议》，“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其目的是为了打击法币，整理金融，活跃市场，做到以商业流通券代替边币在市面流通，而将边币逐渐收回至一定程度后，再以新边币收回流通券，今后须用全力支持流通券和边币的信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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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规定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发行的具体办法：一、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由贸易公司呈请边区政府批准，布告全边区还粮纳税商业交易一律通行。二、票面额暂定为伍拾圆和拾圆两种，每元规定当边币十五元，（流通券发行后，实际比价为1∶20）与边币比价固定不变。三、以流通券和边币的总发行额百分之二十五为准备金，照现在情况，准备金可以有一部分物资。四、开始发行时，暂定流通券一元当法币二元，边币牌价则提至七元五角比法币一元。在流通券未发行前第一步可提至八元五角，以后依照法币跌价的比例来提高流通券和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使物价相当稳定。五、开始一个时期，卖货物价，银行挂牌均以边币为本位，流通券只以一当十五折合计算。六、以流通券和边币的总发行额25%为准备金，照现在情况，准备金可以有一部分物资。准备金全部存银行，其他机关不得动用。七、由黄亚光、贾拓夫负责迅速筹备制版印刷事宜，纸张由军工局负责制造，在流通券未发行前，将按需要先发一部分边币。

　　流通券的发行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及其所属的西北土产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的全部财产作为发行基金，并由边区银行给以保证。

　　经过筹备，边区银行于7月1日边区政府发布了《为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布告：“兹为发展贸易，便利流通，准由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该券票面五十元，规定每元当陕甘宁边区银行票币二十元，并得与陕甘宁边区银行票互相兑换，举凡纳税交易还债等，一律通用。”[26]正式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边币的市场份额由于商业流通券的发行而逐渐减少，但其仍是计价、记账、契约等法定本位货币单位，因此边区市场交易不便。5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财经办事处发出《通知》规定自6月1日起，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边区本位币，边区银行应尽可能迅速回收边币。至此，商业流通券成为边区唯一的本位币，边币正式退出流通。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流通券发行有伍圆、拾圆、贰拾圆、伍拾圆、壹佰圆、贰佰圆、伍佰圆共七个币种，规定每圆流通券兑边币贰拾圆，兑法币壹圆，并随法币黑市牌价波动。流通券的发行准备金为法币二亿五千万元，以陕甘宁贸易公司及其所属的西北土产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的全部财产作为发行基金给以保证。流通券发行时，边区的对外贸易保持出超，控有大量的土特货，边区的物资和法币供应充足，税收充足。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流通券累计发行额约为七亿三千万元。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货币之名称、发行机构、币种、面值、版式、流通区域、流通时间及备注信息：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地方币、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5、陕甘宁边区、1938年6月~1941年2月，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地方币、贰角伍角柒角伍分、3、陕甘宁边区、1940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区域本位币、壹角 贰角 伍圆 拾圆 伍拾圆 壹佰圆 贰佰圆 伍佰圆 壹仟圆 伍仟圆、15、陕甘宁边区、1941年3月~1944年5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三边分行币、陕甘宁边区银行三边分行、地方币、壹佰圆、1、定边 靖边 安边地区、1942年、布质，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区域本位币、伍圆 拾圆 贰拾圆 伍拾圆 壹佰圆 贰佰圆 贰佰伍拾圆 伍佰圆 壹仟圆 贰仟圆 伍仟圆、13、陕甘宁边区、1944年7月~1945年8月[27]

　　1947年3月，陕甘宁边区自卫战争爆发，边区银行随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转移至山西。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西北农业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

　　[1]肜新春：《陕甘宁边区货币金融实践》，《中国金融》2021年第6期，第100页。

　　[2]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8页。

　　[3]魏协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第24页。

　　[4]刘力维：《论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经验》，《党史博彩》2018年第6期，第5页。

　　[5]刘力维：《论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政策的历史经验》，《党史博彩》2018年第6期，第5页。

　　[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页。

　　[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页。

　　[8]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

　　[9]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

　　[1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

　　[1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

　　[1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

　　[1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页。

　　[14]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15]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16]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7]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8]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19]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20]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21]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22]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23]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103页。

　　[24]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103页。

　　[25]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103页。

　　[26]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103页。

　　[27]李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区域本位币指战略区以上发行的货币，地方币指专区以下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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