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大片沦陷区的阴影之下，国民党并未放弃抵抗，反而在敌伪严密控制的城市深处，悄然铺开了一张看不见的战网。尤其是在那些日伪统治最为森严的大城市中，沦陷之前，国民党方面就已经提前进行了一系列隐蔽而周密的潜伏部署，为日后敌后行动埋下伏笔。 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尤其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除苏联初期有限的援助外，中国几乎是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独自支撑整个战局。为了在这种极端压抑的环境中提振士气，国民党在城市战场上采取了多种隐蔽而激烈的手段：扰乱、暗杀、爆炸、恐吓、策反乃至情报反制等行动层出不穷。他们在城市与交通线之间不断穿梭，针对日军机场、兵营、仓库、粮库、弹药库等关键军事设施，以及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网络展开破坏行动，规模之广、频次之密，几乎难以统计。这种依托城市展开的隐蔽破袭，被形象地称为“城市游击战”。 在众多暗杀行动中，也曾发生过一系列被后人反复提及的“大案要案”。例如1939年3月20日，军统系统曾持续追杀被称为“中国现代史第一号汉奸”的汪精卫。这场行动从国内延伸到国外，又从国外追踪回国内，虽屡次失败，却始终未曾停止，并为此牺牲了多名行动人员。虽然最终未能得手，但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使汪精卫及一众汉奸头目长期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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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北地区，军统北平站与天津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抗战初期，也曾组织多次针对汉奸的刺杀行动，包括张敬尧、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人。其中既有成功案例，例如张敬尧被刺身亡，也有失败行动，如针对石友三、殷汝耕的刺杀未果，更有误杀事件。例如1938年3月29日的一次行动中，行动小组在北平煤渣胡同20号原平汉铁路俱乐部外实施行动时，误击毙同行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而王克敏受伤。在针对汪精卫的一次刺杀中，也曾误杀其副手曾仲鸣。 在被称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由于租界的特殊环境，军统行动更具隐蔽性与复杂性。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底至1941年底四年间，军统在上海实施的暗杀行动就超过150次。最初目标多为汉奸，少数则指向租界中与日伪勾结的高级警探。 1940年1月15日晚8时，在公共租界牛庄路更新舞台花楼，一名为日军搜购军需物资的重要人物俞叶封被刺杀身亡。而在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夜晚，行动人员潜入戒备森严的住宅区，成功刺杀了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

　　1940年8月14日，曾多次逃脱刺杀的上海滩三大亨之一、汉奸张啸林，在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内线安排下，被其贴身保镖林怀部击毙于法租界住宅之中。同年10月4日，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又成功策反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在傅宅卧室内将其刺杀。次日《大公报》详细报道此案，描述其伤势之惨烈：面部、下颏、颈部均受重创，颈部几乎被割断。 随着局势发展，沦陷区内的军统特工开始提出更激进的行动诉求，不再局限于汉奸目标，而是逐步扩展至直接针对日本军人。随后，军统上海区制定行动准则：凡身着军服之日军人员，无论军阶高低，一经确认即可当场清除，行动范围限定于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 1941年6月17日，在长期侦查与跟踪后，由军统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第四组实施行动，成功在愚园路击毙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此外，在日军频繁出入的区域，军统还多次实施爆炸行动，使驻沪日军一度不敢单独上街活动。除北平、天津、上海外，南京、武汉、广州、开封等沦陷城市亦时有类似行动发生。

　　1939年8月11日，军统广州站发展了一名在日军部队担任厨役的李昌德，其在饮食中投毒，致使数十名日军官兵中毒，其中9人死亡，并趁混乱破坏机枪设备后成功脱身。1941年9月17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军统广州站在多处日伪机构实施爆破，行动人员江志强在撤离途中遭遇日军宪兵，毅然引爆炸弹，与五名宪兵同归于尽。 开封沦陷后，潜伏特工按照指示展开联合行动，于1940年5月7日成功突袭日本特务机关，击毙多名日伪军政要员。同年12月19日，又在开封社下基79号击毙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皆川雅雄等人。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这些潜伏人员以生命为代价，在敌后书写了一段充满血色与火焰的抗争历史。 国民党军统与中统，长期以来被视为结构复杂、手段隐秘的特务系统，其主要职能多指向内部控制与情报斗争。然而在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战中，这些组织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承担了敌后抗日任务，付出了巨大牺牲，也确实对敌后战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底至1941年底，军统前身复兴社在上海实施的暗杀行动即超过150次。其中1939年2月19日对陈篆的刺杀，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行动之一。 1939年2月中旬，被日军占领后的上海如同一座“孤岛”，空气中弥漫着压抑与寒意。街道冷清，行人稀少，昔日的繁华节庆气氛荡然无存，只剩下风雨与寒意在街巷间肆意穿行。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麾下的行动组长刘戈青，从日伪内线处获悉重要情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即将回沪。

　　刘戈青出身福建华侨家庭，家境优渥，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35年，他在一次偶然机缘中结识戴笠，28岁正式加入军统。在当时的军统体系中，他的学历背景极为特殊，因为早期成员多无完整大学教育经历。 戴笠早年求学于浙江第一师范，军统内部不少中高层也多受传统经史文化影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忠勇与牺牲常被赋予某种理想化色彩。戴笠曾对部下强调，历史的辉煌往往建立在无名者的牺牲之上，而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这种辉煌背后的沉默支撑者。 1938年冬，刘戈青奉命执行对陈篆的刺杀任务，冒雨前往法租界，与同组人员在东昌旅馆会合，开始策划具体行动。

　　陈篆，字任先，福建闽侯人，早年求学于船政学堂与法学体系，曾留学欧洲，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法律与外交专业出身的官员。他曾长期驻外，履历显赫，被称为“法国通”。然而在1938年，他选择加入日伪政权，出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成为重庆方面重点清除目标。 1939年2月18日，农历除夕上午，陈篆从南京致电上海家中，通知次日返回。其子陈友涛率人前往上海北站接站，并护送其返回愚园路住宅。为防刺杀，一行人统一穿着外套与帽饰，以混淆视线。 当日晚间，陈宅内灯火通明，宴饮热闹，鞭炮声与笑语交织，一派节庆景象。陈篆在宾客间谈笑自若，似乎已将危险暂时抛在身后。

　　客厅之中，陈篆正在与宾客交谈，突如其来的闯入打破了所有平静。枪声响起，局势瞬间失控。他试图躲避，但仍在混乱中中弹倒地，最终伤重不治。 行动结束后，现场留下书写标语的纸条，以示立场与宣告。随后行动人员迅速撤离，未留下可追踪线索。 次日，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刊载消息，称“沪上毙一大汉奸，陈篆被刺身亡”。伪政权方面则为其举行隆重葬礼，并对家属给予抚恤。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发强烈震动，也被视为军统在上海敌后行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多年后相关研究者亦将其纳入城市暗杀史的重要章节。 数月之后，参与行动的部分人员再次潜入上海准备执行后续任务，但因事泄密被捕，最终供出相关细节，使这一刺杀行动的全貌逐渐浮出水面。 在历史的褶皱之中，这些行动人员以极端方式参与战争，他们的选择与命运交织成一段充满争议却无法忽视的历史篇章。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在暗夜中点燃火光，也将自己一并燃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